无国界医生在伊拉克苏莱曼尼亚急救医院新维修的重症监护部门照顾一名婴儿。当地人口超过250万，包括很多来自周边冲突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而这里是当地唯一的创伤治疗场所。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
无国界医生霍斯特妇产医院的大门 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
2016年2月，在乌干达的卡推地区，无国界医生与一位因社会歧视而停止服用抗病毒药物，继而导致耳聋、失明的艾滋病患者交流。在该地区，无国界医生开展上门服务，为人们提供自愿咨询检测和相关辅导。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
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敏
文稿编辑：蒋韡薇
结束了连续12个小时的工作，柴溪和救援人员回到也门西北部哈杰省的宿舍。她摘掉头巾脱下长袍，靠在床上休息一会儿，脑子里还在想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财务工作。每天，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接待上百个来院就诊的病人。
也门，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400万人口中近一半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武装冲突不断。柴溪的支援服务项目位于哈杰省，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个地名总伴随着“空袭”“爆炸”出现。
一声爆炸声响起，“空袭又来了！”刚脱下的头巾和长袍被重新穿戴上。柴溪的队友立刻跑回医院。空袭过后会有大量的民众受伤，他们要立刻赶到医院去进行急救和分诊。
尽管在去也门前，柴溪已经接受了安全培训，告诉她在遇到空袭时应该怎么做，但当空袭来临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害怕。她和救援人员会躲到营地里的安全屋内，安全屋没有玻璃，屋内又热又闷，汗水浸透了头巾和长袍，不停地往下流。有时候，他们在这里呆上几十分钟，有时候是几天，直到空袭结束。
每年，大约有3000名医生和后勤人员像柴溪一样，在伴随着武装冲突、疫病爆发、自然灾害的地区工作，这些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分布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枪炮声常伴随着病人的喊叫或新生儿的啼哭同时出现。他们没有武装力量自保，所能依靠的仅是白色T恤、医院、驻地及救护车辆上印着的红色“MSF”字样，标明他们“中立、独立和不偏不倚”的工作原则，避免武装分子对他们进行攻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国界医生。这个成立于1971年的组织是目前全球独立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
蒋励和阿依夏也是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蒋励曾是北大医院妇产科医生，阿依夏现就职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麻醉科，她们心中都怀着“帮助灾难中人群”的朴素愿望。所不同的是，阿依夏是第一次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的志愿者，医院为她保留了职位。蒋励已经辞去工作，奔赴无国界医生项目前线。
2012年，蒋励收到前往阿富汗的任务时，她毫不犹豫地回复“参加”。她的目的地是阿富汗南部霍斯特省的一个妇产医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其中一间是手术室，一间病房，另一间是医生宿舍。手术室里只有一个手术台，没有呼吸机，没有检测仪，没有心脏起搏器，没有麻醉机。
霍斯特只有一所公立医院。在无国界医生抵达前，当地产妇基本都是在家里完成分娩，产妇的死亡率很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1年当地每10万名孕产妇中，有460例死亡。
蒋励工作的医院里，挤满了待产的孕妇。分娩室的6张床位永远都是满的，等不到床位在地上接生是常有的事情。3个月中，蒋励工作的医院接生了数千名婴儿。而医院里包括蒋励在内，只有4名妇产科医生，2名麻醉师，4名助产士，和招募来的十几名当地工作人员。
晚上时不时有爆炸声响起，蒋励特别紧张，在英国读书的丈夫给她发来舒缓的大提琴曲，安抚她的情绪。其实丈夫也很担心蒋励的安全，一次通电话时，他听到电话中传来的枪声，让蒋励赶紧蹲下，但蒋励回答“我已经习惯了”。
那个时候，柴溪已经提交了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申请，正在等待派遣任务；阿依夏则刚毕业，成为一名麻醉医生。
大学时，阿依夏从网络上了解到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看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来回穿梭，从小就想做英雄的哈萨克族姑娘阿依夏在心里种下“要在前线拯救生命”的梦想，“达到有两年工作经验的要求，我就立刻报名参加。”
2016年7月，阿依夏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妇产医院，完成她第一个任务。一下飞机，阿依夏就按要求穿上长袍戴上头巾，前来接机的同事告诉她，在车上不要随处乱看。但她抑制不住好奇心，偷偷地瞥了眼窗外。
当地的环境比阿依夏想的更糟。路上不时可以见到衣衫褴褛的乞丐，昔日富丽堂皇的建筑已经被炸弹炸得满目疮痍，墙上布满弹孔，建筑物基本没有完好的窗户，破碎的玻璃洒落在古代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土地上，“这是一种辉煌突然被叫停的贫穷”。
贫穷带来的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水平低下。霍斯特妇产医院与4年前蒋励工作时没有多少差别，手术室里空荡荡地放着一张手术台，像整个城市一样，没有生气。而它又是鲜活的，数万条新生命从这里降生，婴儿的啼哭声从这里传出，在炮火枪声中给人们带来希望。
阿依夏期待忙碌，但也害怕忙碌。作为麻醉大夫，她的忙碌意味着医院又来了重症病人。到阿富汗没多久，阿依夏就接到一个因妊娠期高血压而重度昏迷的产妇，但因为当地的医疗设施不完善，孩子没能保住，产妇最终也没能醒过来。
这是阿依夏到阿富汗后遇到的第一例死亡产妇。北京的同事告诉她，在那样的医疗条件下，能让病人活着推出手术室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阿依夏还在不停反思“我还能做些什么”。她说：“我们在前线，不能因为无能为力就放弃。”
除了治病救人，志愿者们还会在没有紧急任务时培训当地的医生及后勤人员，这样，即使他们离开，当地的医疗系统依然能够正常运转。但仅是劝说当地妇产大夫摘下头巾、脱掉长袍，换上手术服就曾让蒋励费了许多工夫。到了礼拜时间，哪怕正在进行紧急救助，有些当地医护人员也会铺下毯子就地祷告。
“好在他们爱学习。”蒋励说，当地人都比较认真好学，掌握知识的速度比较快。阿依夏培训的3个当地护士已能自如进行简单的麻醉操作。柴溪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任务时，当地助手都不知道excel是什么，柴溪从如何输入、如何换行开始，教会他怎样进行计算，如何生成表格。前几天，这个助手给她发来信息说，自己已经在担任柴溪曾经的职务，“这个职务不需要再派国际人员去工作了，这是我听到最好的消息。”
一位女病人曾经替她的丈夫向柴溪“求婚”，她希望柴溪做她丈夫第3个妻子，这样就能够留在当地和他们一直在一起；蒋励曾经收到当地一位老妇人送来的一匹大花布，这在当地是极其贵重的礼物，阿依夏在去医院的路上也常常会收到当地人问好。
柴溪说，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任务给她打开了一扇门，连接了她和真实的世界，“世界上有那么多被遗忘被忽略的地方，不只有我眼前的生活。”在加入无国界医生志愿者前，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等只是存在于她脑海中的地名，柴溪的世界只有北京东三环一块繁华的区域，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的工作。当她住在帐篷里，盖着草席，和当地人民在爆炸和硝烟中躲避时，她突然发现，“还有种人生是这样的。”
柴溪执行第一个任务时遇到了南苏丹内战。她所在营地的门口有一条宽敞的土路，成为当地人民的逃亡之路。一天夜里，柴溪来到大门口，看到门口的灯下面坐了一家人，大人和孩子紧紧抱在一起。爸爸不停地四处张望，像警惕的士兵一样。小男孩刚好扭过头来向柴溪的方向看了看，他的眼神透露出已经放弃挣扎的无奈，安静、绝望地呈现着这场战争带来的苦痛。
“在我们看不到的平行世界里，有人经历着我们想象不到的苦难和战争。”柴溪说，“世界上有很多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在这里，柴溪变得更开朗，更简单，还在这里收获了她的爱情和婚姻；蒋励得到了“被需要”的感觉；阿依夏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梦”，对世界也怀有更多的宽容心。
他们在人道主义救援的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就如《日内瓦宣言》所倡导的：“我将不容许年龄、疾病或残疾、信仰、民族、性别、国籍、政见、人种、性取向、社会地位或其他因素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我将会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