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新民：不只是传说里的人

　　2017年2月16日，人们向任新民的遗体告别。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欣/摄

　　任新民在病床边为“长征五号”题写赠言。

　　爱穿布鞋的任新民，一生努力丈量天空的高度。

　　2017年2月12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病床空出一张，中国航天事业的巨星少了一颗。被誉为“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在百岁诞辰的新闻报道里，这位老人追问：“‘长五’什么时候打？”就在一个多月前，他还提笔给成功发射的“长征五号”火箭写赠言。

　　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年轻人来说，任新民是“不知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是传说般的存在。而在传说之外，浑身挂满勋章、赞誉、成就的任新民是朴素的“任老头”，总是穿着领子磨破的中山装，鼻梁上的镜架褪色了，“像个老工人、老农民”，曾任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在《任新民传》中写道。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任新民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的门口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老人在很多场合提起这句话，好像说起的不过是装配零件、维修道路一样的活儿。

　　而他修的是“通天路”。

　　“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

　　第一次见到任新民的人大多不敢相信，眼前的老人，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

　　他是钱学森点名调到国防部搞火箭的人，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在中国航天领域，任新民这个名字意味着“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与此同时，基层航天车间的人，又对他特别熟悉，随口就能讲出他来视察的故事。

　　在见诸媒体的照片中，他穿着笔挺正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在谈判桌和苏联代表签署协议。

　　生活中，他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得极为朴素。走进商场，店员都不爱搭理他。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门外，警卫把任新民拦下来，误以为是附近闲逛而至的村民老汉。还有一次，他穿着一条前后都是补丁的裤子，准备去参加国宴。

　　跟人说话、讨论问题，他没有一点架子，但主持航天工作会议时，他能统一原本争论激烈的各派专家意见。

　　“风云一号A星”卫星发射前3天，任新民都陪着技术人员找问题，“绝不让卫星带着问题上天”。要作重大决定时，他常常跨过两三级，找到最基层的设计员，问他们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蹲点，出了问题，马上就能商量改了。”任新民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次，他到厂里检查工作，发现了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厂长说改了，车间主任也说改了，他不放心，一直问到检验员，才说没有改。“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你一步不到，得到的信息就可能是假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美国博士、布法罗大学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讲师决定回国。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一样，这位“洋博士”一回来就成了“拓荒者”。上世纪60年代测试导弹发射，年过半百的任新民和一线试验员一起住在平房里。塞北的夜晚气温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他不肯搬进楼房。后来患上重感冒，任新民高烧昏迷中被送到医院，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要求出院，“导弹的试验工作正在关键时刻，把我放到医院里，没病也得把我急出病来。”

　　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脚印，而这双总是穿着布鞋的脚，几乎从不在第一现场缺席。快80岁的时候，任新民还在爬发射塔架。快90岁的时候，“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每一次发射，他都到场观看。直到95岁高龄时，只要人在北京，他依然参加航天六院11所研究氢氧发动机的每一次试车。光是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副总师王维彬的陪同下就有20次。

　　王维彬回忆，所里大大小小的分析汇报会、总结会，只要接到秘书通知，任新民都会骑着“全所最破”“一点光亮都看不到”的自行车，准时到场。会后所里想留他吃点好的，他只要一碗面条。

　　即使是担任原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任新民外出开会也很少坐专车。同事对他的印象是“开完会拔腿就走”。而到各地视察航天工作时，这位“总总师”一般都会找认识的基层人员陪同参观。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直到任新民去世，很多人才把他的名字和“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一号”、“长征”系列火箭以及“风云”气象卫星联系起来。

　　他在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点名保护，有时国务院开会也要求他参加，以确保他平安无恙。这个“搞技术的人”自称，当时连“武斗”是什么也没弄明白。

　　被国家领导人都当做“宝贝”护着的任新民，把火箭当“宝贝”。

　　1983年，“长征三号”第一次全系统试车，仪器舱突然着火。任新民没等警报解除，顶着浓烟和消防设施喷射的水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

　　火箭发射失败，任新民拄着拐棍，走进荒漠寻找残骸。夜里他和同事把沙子烧热，盖到身上取暖。

　　他身材瘦弱，却极能抗压。即使数次试验失败，任新民仍坚持运载火箭采用氢氧发动机技术。面对领导的疑问，这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惜拿性命作保：“如果不成功我负全责，包括坐牢、砍头，别看我70岁了，坐几年牢还没问题。”

　　气象卫星的研制遇到瓶颈，他拒绝采用国外技术，而是在国务院、原国防科工委、中国气象局等部门之间来回奔走，最终诞生的气象卫星如今供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每年数据被引用次数数以亿计。

　　听完他的汇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拨出几十亿元专款专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北京11所原副所长、曾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发动机副总师的王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任新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总把“凡事预则立”挂在嘴边。“不能说等我要用什么了，再去研究这个技术，肯定来不及。必须未雨绸缪，我没法知道将来会需要什么。”

　　任新民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英汉词典，一直到90多岁时，他每天仍早早起床，抱着词典阅读最新的文献。他常说：“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就会退化，会‘耳聋眼花’，3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好几次在早上6点接到任老的电话，问他有没有看到某项研究，“对任总来说，永远没有退休的概念”。

　　任新民很重视年轻一代航天人和国外同行的交流，鼓励他们多出去看看。但他也会严肃地批评一味推崇西方技术的人。一次，一位专家出国交流时没有介绍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回国后，60多岁的他在很多人面前挨了任新民的批评：“难道高鼻梁就比我们中国人聪明？”

　　王珏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曾经两次请任新民在书上题字。时隔好几年，老人题的都是同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

　　曾在中国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任职的张恩昭对《中国航天报》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任新民走进办公室，下属都起立敬礼，而他摆摆手没说什么。

　　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一份通知：即日起，在办公场所不必再向上级敬礼。

　　很多人采访过这位“中国航天活着的历史”，在一次访谈中，任新民对记者说：“作为个人来讲历史，本身是片面的，只能是作为一个资料。我给你们讲老实话，怎么用，你们将来再考虑。”

　　“长征五号什么时候发射啊”

　　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任新民是什么时候离开一线的。

　　在可查的官方履历表上，他67岁时不再担任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没有行政职务。可到80多岁，他还会去火箭发射现场，90多岁还在参加国家航天局的学术会议，每个人都服他。

　　不同部门为事故原因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自己去把责任担下来，“问题一下变得简单了”。航天会议上没法形成统一意见，任新民会私下登门拜访意见最尖锐的专家，并在会议上诚恳地请求各方不要耽误整个工程，让决议顺利通过。

　　晚年的任新民总会拒绝晚辈的搀扶，坚持自己走路。直到去世前几年，他的手臂越来越细，只剩皮包骨。他走得也越来越慢，全部的力气似乎只够关注长征五号这一件事。每当有人看望他，他总会问：“长征五号什么时候发射啊？”而被问起载人登月时，老人却说：“这些事情我不管啦。”

　　过去一起开创航天事业的战友一个个离世。2009年钱学森去世，94岁高龄的任新民拄着拐杖、冒着大雪前去吊唁。到2013年，他成了“航天四老”中唯一在世的。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任新民连饭都没吃，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第二天，任新民在航天中心医院的病榻旁提笔写道：“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他再次提笔，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航天中心医院11层的综合病房里度过，尽管从外观看，这所医院就像两座火箭发射塔，但“总总师”已经再也无法爬上真正的塔架了。

　　作为老一代航天人中唯一看到长征五号升空的人，一个月后，任老与世长辞。

　　医院的保洁工根本不知道，2月12日离世的是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国宝”，“（这里）每天都有去世的”。

　　2017年2月16日，秉持着任新民生前的“朴素”，为这颗“中国火箭的心脏”而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只持续了不到1小时。没有领导致悼词，没有鲜花的海洋，唯一的环节就是瞻仰遗体。超过2000人赶来现场，队伍绵延上百米，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一直排到了公墓门口。

　　队伍最前面是老人，有人拄着拐棍，弓着背，满头白发。之后跟着中年人，他们是航天系统的中层干部和如今的领军人物。队伍的最后全是年轻人，像任新民刚刚回国时一样年轻。（王嘉兴 蒋欣）

　　（文中部分资料来自谭邦治《任新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