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喜欢《西游记》的人，对里面能够兴云降雨的龙王肯定不陌生。一方面，孙悟空在宝物众多的东海龙宫借到了书中最重要的武器——如意金箍棒；另一方面，取经路上，上至海龙王，下至井龙王，大小龙王们经常通过降雨等方式帮助师徒四人化险为夷。此外，唐僧的坐骑白龙马，就是犯了错的东海龙王三太子变化而成。

画家钟金枝的《水国诸神》（局部）描绘了龙王行雨的场景 施爱东提供

　　需要注意的是，龙王与我们所说的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有区别的。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神龙，而是融合多种文化产生的一种人格化地方神。就像《西游记》中时常出现的土地神、山神，是管理一方的小神，司水的各种龙王，在神界的地位也不是太高。龙王须听玉帝调遣，稍有差池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将动物的龙人格化，变成具有人的情感的龙王，有一个过程。就像天上的牵牛星，当他被定义为祭祀用的牲畜牛的时候，是不可能与织女发生恋爱关系的，只有到了汉代，当牵牛星人格化，成为放牛郎的时候，他与织女的故事才能开始。同样的道理，无论古代传说中的龙多么神奇，如果没有人格化，它就不可能成为故事主角，即便在著名的叶公好龙的故事中，龙依然是配角。

　　龙的人格化转化，源于佛教龙王概念的传入。季羡林说：“中译佛经里面的‘龙’字实际上是梵文Nāga的翻译。Nāga的意思是‘蛇’。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佛教传入以后，‘龙’的涵义变了。佛经里，以及唐代传奇文里的‘龙王’就是梵文Nāgarāja、Nāgarāj或Nāgarājan的翻译。”

　　西晋译经师竺法护于公元285年翻译《佛说海龙王经》，将Nāga译成龙王，揭开了佛教龙王与中国神龙的融合史。

　　在佛教观念中，龙众是佛教的重要护法神，龙王则是龙众的王者。龙王法力高强，地位却很低，修成正果的龙王才能脱身为人。也就是说，佛教龙众的地位远在人之下，这跟中国神龙的地位不一样。

　　但是，佛教龙王与中国神龙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有蛇一样的身体，都神通广大，善于变化，都有司水、降雨的功能。

　　龙王获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与特定方位有关，比如“左青龙，右白虎”“东方苍龙七宿”等说法，早在汉以前就已产生。但是，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观念，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兴起的。

　　早在东晋的佛教译著《大灌顶经》中，就记载了东、南、西、北、中的五方龙王。这些龙王的名字如阿修诃、那头化提等，看起来虽是佛教名字，但是，只要一看这些龙王的称号——东方青龙神王、南方赤龙神王、西方白龙神王、北方黑龙神王、中央黄龙神王，就知道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至少是掺杂了中国五行观念的混血龙。也就是说，翻译者或者传抄者在将佛经转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已经参照中国文化观念，将佛经内容中国化了。

　　汉魏以降，大量的大乘佛经被翻译成汉语，伴随着僧侣的口头传讲，佛教的龙王故事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道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四海龙王的概念。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隋唐大一统王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道教神仙系统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龙王被当作玉皇大帝的海域司官，分赴四海，主司行云布雨。这一定位很快得到唐王朝的首肯，据杜佑《通典》记载，唐玄宗于天宝十载（751年）赐封四海龙王，以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

　　也就是说，唐王朝通过分封神灵系统，强化了中央统治者的自我定位，将山川湖海的神权统治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体系，明确龙王只是作为唐王朝的神界臣属，负责管理四海疆域。后世王朝一直沿袭这一制度，不断强化“四海龙王来进表，八方归顺圣明君”的盛世局面。

　　官方权威认证直接导致了龙王庙的全面勃兴和日渐泛滥，龙王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龙不再是旧神庙中的配祀土龙，而是变身为冕服梁冠的人形龙王，以主神名义高踞神坛。佛教、道教和国家制度对于龙王地位的肯定，有力推动了中国龙神的龙王化，也即人格化，同时也导致江河湖海原有水神、河伯系统的神权旁落。大大小小的龙王逐渐接管了所有大到海域、江河，小到湖潭、深涧的各级水域，中国神龙的职能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理水降雨成为龙王最重要的神职。

　　龙女有情

　　早期的中国龙神很少涉及性别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龙女形象，但在佛教中却有许多龙女感恩，以及与人婚配的故事。

　　中国的龙女形象较早出现于唐传奇《梁公四记》，故事说梁武帝得知东海龙王的七女儿掌管宝珠，知道龙女喜欢吃烧燕，于是派使者前往求宝：“（使者）以其（烧燕）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有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故事中不仅出现了掌管珠宝的龙女，还出现了能够充当人与龙之间翻译的千岁龙。

　　唐代开始，龙王、龙女故事大量涌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李朝威（约766—820年）的《柳毅传》，其中的龙君和龙女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格特征。故事讲述落第书生柳毅回乡，途经泾阳，遇见嫁给泾川龙王次子的落难龙女，龙女声称自己遭到虐待，流放牧羊，请柳毅代向其父洞庭龙君送个信。柳毅仗义传书，千里迢迢赶到洞庭。洞庭龙君的弟弟钱塘龙君是个暴脾气，闻讯马上现出龙身，飞往泾川，诛杀泾川龙子，救回龙女。此后又经波折，龙女与柳毅终成眷属。

　　《柳毅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名篇，是较早的空间穿越小说，其中每个龙王的性格各异，对钱塘龙君战前龙形、战后人形、性格变化的描写尤其生动，洞庭龙君沉稳仁厚，老谋深算的特征也很鲜明。龙女则对柳毅说出了“勿以他类，遂为无心”的名言，意思是不要以为我们不是人类就没有人的感情，这个观点对后世龙王、龙女故事的创作影响极大。

　　佛教龙王不仅有人格化的思维和情感，还有眷属、龙宫，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宫中藏有各种奇珍异宝，这些故事要素进入中国原有的龙文化系统之后，又与中国的修仙文化、异类婚故事相融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长出了更多脍炙人口的龙王故事。

　　有情有义的龙王形象大大激发民众的龙文化热情和龙故事创作。唐宋以降，龙王家族谱系在民众的口头叙事中不断完善，龙母故事、龙女故事、龙父子故事、龙兄弟故事不断涌现，构成一个极为庞大的龙王传说体系。

　　龙宫多宝

　　早期的中国神龙主要是作为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人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它们的住处和财富。龙宫的概念来自佛教，佛经中的龙宫大多处在深海，隋译佛经《大法炬陀罗尼经》就称：“是大海，水深八万四千由旬，其下乃有诸龙宫殿住所，及阿修罗迦楼罗等宫殿住处。”龙宫，以及龙宫富有大海无穷珍宝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龙王故事。

　　《柳毅传》所描述的龙宫形象就是中国的理想乐土，“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其灵虚殿更是“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龙宫宴乐场面，也类似人间王宫之堂会。

　　正因为龙王拥宝无数，因此，龙王报恩赠宝，就成了龙王故事的一个常见母题。龙王所赠宝物往往是人间稀有之物，受赠者得宝之后，不仅衣食无忧，且能富甲一方。《柳毅传》说龙王赠宝，柳毅回到人间：“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

　　龙宫多宝传说中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西游记》中讲到的孙悟空金箍棒的来历。明清之际，随着龙王传说的泛滥，龙王在神界的地位也日益下降。孙悟空缺少一件称手的兵器，听说东海龙王“享乐瑶宫贝阙”，上门索宝。龙王找不出悟空满意的兵器，悟空耍起无赖，说：“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你再去寻寻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价。”竟将那龙宫的天河定底神珍铁当如意金箍棒拿走了，不仅一分钱未付，还“一路打出去”，完全没把四海龙王当回事。

　　佛教龙王虽然不等于中国神龙，但是，龙字的符号同一性，为两者的语义融合奠定了语言基础。龙王的中国化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神龙的龙王化过程，不同语言、语义的碰撞与融合，启发了语言所指的奇妙生长，刺激了原生文化的蓬勃新生，这正是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

民国时期龙王甲马（用于祭神的纸） 施爱东提供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3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