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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武丽琼从事植物学相关研究已有经年,屈指算算,莳花弄草已逾30年,植物,早已融入她的血液。在其扎根的岭南大地,植物也在她的心田生长,成了她的知己。她说,自己俨然植物家族中的一员,亲密无间、无话不说。总在那么一刻,植物唤醒了她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有限生命的感慨,作为一名植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武丽琼说,“能在自己喜爱的植物学领域从事研究,是我的幸运。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研究成果在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更具有经济价值,能真正造福于人。”
植物,想说爱你不容易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植物的存在忽略甚至漠视,形成当今所谓“植物盲”。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生物学教育中的动物中心主义,忽视植物,倾向动物。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比如英国自 2011 年起高校不再开设纯植物学的学位项目。二是城市化,特别是电子产品主导的生活方式变迁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挤压了人与自然接触时间,尤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越来越原子化和封闭化,越发与自然、草木疏离。三是生理上的局限,与大脑处理信息习惯有关。人类的视觉能“看见”很多事物,但真正引起注意的有限。大脑倾向于关注、优先处理可移动的、颜色醒目、已知的以及熟悉的物体,或者任何对人类造成潜在威胁的事物。尽管植物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固着生长,颜色均匀且相似,人们不能有意识地注意到它们。
当前植物科普存在问题
植物科学教育主体单一。一直以来,我国植物科学教育的承担主体主要是植物园,此项工作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成长于80年代,21世纪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随着人们对环境、生态的日益关注,植物园受到空前重视,其科普的内容和路径不断拓宽,科学普及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但相对国外而言起步较晚,植物园的教育功能尚需进一步强化,存在很大上升空间。比如植物园名牌内容方面,主要聚焦本国名称、隶属科属、拉丁文学名、产地和简要用途。然而,由于专业术语较多,很难引起大众的共鸣,制约了科普传播的效果。其次,在解说上也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无法引起游客了解、关注植物的兴致。
植物科学教育重知识灌输轻实践体验。以植物作为直观科普对象,进行科普讲解、讲座。以有毒植物、节气植物、传统节日相关植物等为主题,策划有关活动,这是科普的常态。然而,不难发现,即便是以综合实践为主要科普传播渠道的科普活动,学生或者游客感知植物的主要方式仍然为抽象被动地听讲解、强控制地操作、枯燥地看导览,互动、探究、开放的植物科学教育依然是高悬的理想教育范式,符号化、程式化的植物知识科普、传播仍为主流。通常来说,这样的植物科普方式简单、直接、传统,却只能让大众感受到植物知识的概念剩余与繁冗,失却对植物知识的趣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植物认知方式,比如提取神秘果的蛋白酶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方便,通过水果的甜度测试感受植物生长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理解应用植物相关知识而不是记住、背诵植物概念应该是植物科普的方向。
植物科学教育的受众缺乏细化。对于植物,每个年龄段受众的需求有所不同,对于怡情养性者,如何通过科技、智能赋能,为她们全息了解植物提供方便,是植物科普的重要使命。对于青少年,激发兴趣、立德树人、探索科学高阶思维,是这一阶段的重点。对于高学历者而言,植物的研究前沿可能是其所关注的认知偏好。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植物的用处、用途可能更令她们着迷。但目前我国的植物科普在差异化、细化上还欠周全考量,游人的年龄、受教程度、游园目的、偏好等个人化背景往往没有进入科普传播者的视野,缺乏情境化、具体化的植物普及形式,大大影响了科普成效。
植物科学教育、科普宣传没有形成协同发力、联盟共建的格局。植物遍布生活角落,学校、社区、街道、公园、绿地等,凡有植物处都是潜在的学习空间,都蕴藏着植物的智慧,需要“懂的人”慧眼识别,并传播惠及周边百姓。但由于植物宣传人员匮乏,没有形成社会联动的科普志愿者,缺乏专业人士的引领和辐射,无法进行点对点、具体化的植物科普,导致百姓对身边植物熟视无睹,植物科普很难形成常态,使得我们与身边植物终归咫尺天涯。
具身认知——植物学习有温度
植物科学学习的基本原则:置身活泼生动的现实。不进游泳池永远也学不会游泳,同样,植物科学学习必须从高雅的教室走向田间地头,走进勃勃生机的植物世界,才能回归植物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本原,实现繁琐的概念识记向学生自主学习的创新模式转变,以充分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其次,注重学习者对植物的体验。体验更多强调感性直接直观,比如教师可以将植物实体引入课堂,让学生观察、触摸植物,积累关于植物的直接经验。研究表明,付出几周时间照料一株属于自己的植物之后,学生们的植物知识与意识都会有所提升。此外,创设植物丰富的物理环境,并在空间设计中优先突出它们,将植物清晰地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是科学教师利用学校花园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植物教学,帮助学生通过各种实验活动认识植物的根、茎、花等不同器官的理想方式。
强化植物科学学习的主动实践。科学的学习不是靠固定的死记硬背,而是一个主动的实践,要通过探索、实验、讨论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来支持科学知识的建构,发展概念性理解,把植物学习变成大量繁重的记忆内容而让学生失去应有的兴趣,因此要改革课堂内容,实现知识记忆为主向科学能力和运用的转变,增进学生对植物的直接体验,实验和活动可丰富植物学课程的教学形式,与单调的知识传递相比,在实验和活动中让学生自行探索植物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通过学生主导的学习,学生不但掌握植物鉴定的基本技能,而且拓展生物学、民族生物学和植物科学的核心能力。设计学生主导的植物野外调查、科学运用课程和服务学习的项目(service-learning projects),学生自行完成课题设计、假说形成、数据搜集和分析以及后续的报告。
整合文化故事与本土植物学知识。我们先民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植物学和植物生态学知识,并且传承了千百年。实践获取、岁月沉淀的土著知识和传说故事,是植物学知识的守护者,从教育者和文化的视角来看,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让学生从不同背景思考文化传统与植物学知识之间相互作用,建构文化传统与植物学知识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其次,融社会资源于植物学习中。通过植物园、博物馆、公园等教育机构举办的相关展览、会展、节日、活动等,考察植物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感受植物对社区、人类和生物圈的重要性。
联动社会资源拓宽植物科普主体。打破植物园植物科普的唯一主体地位,结合当地智库,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物教师、植物爱好者等组织和个人,共建共享激动调配的植物学习引导队伍,力争让绿地、公园、街道等普通百姓常常涉足的公共空间也能满足大众认识植物、了解植物的需求,营造家门口就可以学习植物的浓厚氛围。
合理使用移动设备技术以辅助植物学习。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设备无处不在,成了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对移动设备有着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明,使用移动设备对户外自然学习的积极影响。有研究者分别以教师和移动设备为师,考察两者对事实性知识、概念理解、推理和分析等三个层次教学效果差异,发现无论哪种层次的组别,移动设备的引领效果都胜于老师。其次,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学生本人的植物兴趣,甚至能够促使学生将这种兴趣传播至社交圈的其他个体,引发更多人对植物的关注,扩大了学习植物的圈子。不但如此,基于移动设备技术开发、整合植物学习工具,比如开发、融合各种交流和评估互动平台,多学科链接、互动解决问题,游戏、创造性的记忆方法工具平台等,可推动人们对植物多维度的认识,构建了虚拟和现实相交织的学习共同体,有助于植物知识长期记忆的保持,更构筑了植物学习良性健康生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陈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