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羽佳（中州古籍出版社）

  提到“长城”，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是对教科书上横亘在祖国大地上巨龙的憧憬，是儿时心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念第一次登上长城石阶的雀跃，还是萦绕心头的那些苍凉悲壮的边塞诗行？我想，有关长城的文字，应该是宏大的叙事。

  在拿到《何以长城》样书的那个下午，阳光斜斜地映照着扉页烫金的书名，指尖触到 “长城”二字时，忽然想起第一次与董耀会先生微信交流书稿的场景。那时我初接稿件，尚未仔细研读，因书稿是作者多年前完成，我不过循例请示作者是否要对书稿进行修订。那时的我，对长城的理解仍停留在刻板印象阶段——一道用于抵御外敌的军事屏障，一个象征着战争与对抗的文化符号。在得到先生需要修订书稿的肯定答复后，聊天软件里传来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小翟，审稿前先记住一点：长城作为防御工程，从不是为打仗而修，是为了不打仗。想透这点，才能真正读懂它。”

  这句嘱咐，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认知的深潭。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跟着董先生的笔，在砖石与典籍间穿行，终于读懂：那些巍峨的城墙不是战争的宣言，而是和平的守望。

  初识长城：用建筑的语言划定和平的边界

  这部书稿能最终落户中州古籍出版社，绕不开一个人——时任中州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郑雄先生（现任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总编讲起董耀会先生，眼里总带着敬佩：“一个人用脚丈量完万里长城，光这份执着，就值得我们好好记录。”为了促成出版，他特意推掉其他事务，揣着出版社近十年的出版成果汇编，进京拜访董先生。董先生一方面为郑总编的诚意所打动，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实力的信任，最终将这部书稿托付给了我们。

  最初，我只知道，有一部名为《长城史稿》的重量级稿子将要在我们社出版。重量级便体现在：长城学专家执笔，以宏大厚重的题材为骨，铺展体量恢宏的篇幅。当我从郑总编手中接过任务时，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我却犯了难，我以前从未涉足过长城学的领域。想起郑总编的殷殷嘱托“作者是真把一辈子交给长城了，你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我决定先补充一些长城学的知识，于是抱着《明长城考实》《中国长城志》啃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脑子里塞满了“夯土墙”“烽火台”“九边重镇”这些术语,却始终觉得长城像个面目模糊的巨人——雄伟，却冰冷；壮阔，却遥远。

  后来我才知道，我啃过的这些书，正是作者董耀会先生倾注心血的成果。这位从二十多岁就与长城绑定的“长城之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长城的每一寸肌理。1984年，他带着两个同伴踏上徒步长城的旅程，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历时508天，在长城上首次留下人类的完整足迹。徒步考察路上的辛酸苦辣都没能让他放下手中的记录本，这本磨破边角的记录本便是《明长城考实》的雏形。历时十年，他主持编纂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长城志体著作——《中国长城志》，填补了中国长城长久以来有实体无志书的空白，改变了长城研究分散零碎的情况。

  选题论证会上，领导和同事们对《长城史稿》这个书名议论纷纷，大家普遍认为书名不够响亮。为了给这部书稿起一个更响亮的名字，编辑团队颇费了心思，《万里长城：见证中华文明》《慨当以慷：长城简史》……都不尽如人意，直到《何以长城》这个名字被提出，大家眼前一亮，都觉得既简洁又恰切。董老师也同意用这个名字。后来，《何以长城》一举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头。

  按照约定的日期，董先生将修订后的手稿寄给我们。翻开厚厚的稿件，引言中赫然写着：“长城是构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秩序及保障统一的基础。因为长城的存在，农耕与游牧民族及政权之间才有了在长城内外和平交往、减少冲突的可能。这也是长城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愣住了。从小到大，课本里的长城永远和 “抵御”“征战”“防御”捆绑在一起。《史记》里“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的记载，电视剧里卫青、霍去病出塞的壮阔画面，似乎都在印证长城是战争的产物。董先生的观点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某个生锈的锁孔——如果长城只为打仗，为什么长城沿线会有那么多互市遗址？为什么明代隆庆和议后，张家口的长城关隘反而成了繁华的贸易市场？

  带着这些疑问，我继续看下去。第一章“概述”里有句话被红笔圈了出来：“长城虽然是用一条有形的防御线将中原与草原社会分割开来，但千百座连通长城内外的关隘，又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了农牧交错地带农

  耕与游牧之间的秩序。”这句话打破了我对长城的刻板印象。那天晚上，我在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段话：“也许长城不是为了制造隔离，而是为了守护安宁。我想搞明白，这道长长的墙到底挡住了什么，又连接了什么。”

  编辑之路：在史料里打捞和平的证据

  真正开始编辑书稿时，才发现想搞清楚这道墙有多难。六百多页的篇幅，密密麻麻的页下注，从《左传》《汉书》到现当代研究长城的论文，甚至国外学者有关长城的著作。于是，我的案头便堆起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校本，遇到不确定的史料，就从电脑数据库中搜查检索。

  翻到第二章，董先生在梳理春秋战国长城相关内容时，仿佛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往乱世博弈的大门。那个时代，周朝式微，诸侯割据，战火频仍，每个诸侯国都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寻求立足与扩张。楚、齐两国率先修筑长城。楚国的“楚方城”，凭临汉水，于崇山峻岭间用石头筑起防线。《左传》所载公元前 656 年，齐国伐楚，楚将屈完一句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令齐国国君齐桓公面对坚固方城，知难而退；齐国依傍山区地形，垒砌土石墙，将他国威胁挡于国门之外。这些早期长城，是诸侯守护既有势力范围的盾牌，防止他国轻易进犯，确保自身权力核心区域稳固，在实力相当的诸侯对峙中，成为维持地缘政治平衡的关键要素。

  进入战国，局势更为复杂，兼并战争激烈。燕、赵、中山、秦等国纷纷修筑长城。这些长城绝非简单的军事防御工事，它们是诸侯基于自身实力、地缘政治、发展战略的综合考量，精心布局的权力筹码。在资源、土地、人口有限的战国时代，长城圈定了各国的安全范围，影响着兵力部署、经济发展重心。稍弱势的诸侯国，凭借长城可弥补军事力量短板，对强国形成一定制衡，不至于在权力游戏中短时间内被吞噬；强国修筑长城，则能巩固已得优势，同时为进一步扩张营造安全起到缓冲作用。长城如同一把把标尺，丈量着诸侯间的权力边界。长城以静态的建筑形态，参与到动态的权力平衡运作里，深刻影响着战国时期的政治版图与历史走向。

  那段时间，我跟着董先生的手稿，对“防御”二字有了全新的认知。书稿第三章用浓墨重彩的笔触，铺展了秦汉长城的防御图景——读着那些文字，很容易让人想起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汉武帝北逐匈奴后下令修筑的长城，有效遏制了匈奴残余势力的袭扰抢掠，让汉匈双方终于迎来相对安定的时期。边境烽火渐息后，双方得以专注发展经济，长城沿线渐渐出现了自发的物资交换，原本剑拔弩张的防线，慢慢成了商旅往来的贸易通道。《汉书・匈奴传》里“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记载，正是那段和平岁月的生动写照。第三章末尾有个小标题 “长城——丝绸之路的保障”，下面有句话被红笔重重圈出：“汉长城的修筑，不仅抵御匈奴等的掠夺，长城沿线设置的城障关塞，还为过往的使者商旅提供住宿等生活物资的供给。”起初我不太理解这种“防御”与“供给”的关联，直到收到董先生的语音：“你想，要是只想把匈奴挡在外面，何必费这劲？”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条语音：“长城的防御，从来不是为了把世界隔绝在外，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安心做生意的环境啊。”

  做生意远比打仗划算。这个道理，今人懂得，古人同样也懂得。第四章中，唐朝三座受降城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贸易交流的基地。唐朝购买突厥的马匹，《旧唐书》记载：“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从史料看，唐朝对突厥马匹的“购买”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一方面通过贸易获取优质战马（突厥马耐力强，是唐军骑兵的重要装备），另一方面以经济合作弱化军事对抗。这种“以贸易代战争”的智慧，将受降城从“军事前线”转化为“利益共同体”。受降城作为官方指定的贸易点，提供了稳定的交易环境。这种规范化的贸易体系，使突厥部族从互市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超需要付出代价的劫掠，让突厥部族从“战争获利” 转向“贸易获利”。受降城由此成为“以商固边”的治理节点，其柔性约束作用远超单纯的军事防御。

  这种“以防御护贸易，以贸易固和平”的逻辑，在书稿第五章讲述的隆庆和议中得到了更鲜活的印证。书稿引用《明穆宗实录》中的“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说的正是互市开放不过数月的景象。“境土免于蹂践，生民免于虔刈：客兵不调，帑藏不发，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胡利之入不下数万。”字里行间都是边境的新生——土地不再因战事荒芜，百姓不再遭劫掠之苦；朝廷不用再从内地调兵，国库也省下了百万军饷，而蒙古部落通过互市获得的收益，更是让双方都尝到了和平的甜头。

  我忽然明白，长城从来不是一道封闭的墙，它更像个有弹性的边界——挡住的是掠夺与杀戮，留下的是交流与合作。就像董先生的感慨：“最好的防御，是让两边都觉得和平比打仗划算。”

  颠覆认知：是分隔、封闭还是融合、开放？

  审读第六章“长城与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的关系”时，我还是有些懵懵懂懂，董先生提出 “长城是民族融合的纽带”，这与我印象里“长城分隔农耕与游牧”的说法截然相反。书稿中对茶马互市兴起与发展的介绍，恰是长城见证民族融合的生动注脚。从唐代起，饮茶风俗便从内地顺着长城沿线的商道，慢慢传入草原畜牧业地区。随着时代推移，在长城关隘的互市中，茶叶被越来越多地运往草原。到了后来，饮茶之风已从长城以内传遍长城以外，茶叶也成了少数民族“日暮不可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可以想象，为了换取足够的茶叶，草原民族将最好的马匹赶到长城下的互市点；中原商贩则带着精心炒制的茶叶，穿过长城关隘与牧民讨价还价。在日复一日的交易中，不仅有物资的交换，更有习俗的交融：牧民学会了中原的烹茶之法，汉人也知晓了草原的牧马之道；长城内侧的茶馆里，开始传唱草原的歌谣；长城外侧的毡房中，也摆上了中原的茶具。那些曾经分隔两地的长城关隘，成了文化交流的驿站，让不同民族在茶香与马嘶中，慢慢读懂了彼此的生活与心意，民族间的隔阂在不知不觉中消融，融合之花在长城脚下悄然绽放。

  审读最后一章《长城的精神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时，那些在编辑过程中反复琢磨的疑问忽然有了答案。董先生用一个极生动的比喻，解开了我对长城“封闭与开放”的困惑。“长城通过封闭性来构建长城内外秩序，但长城只是封闭的吗？长城如果只是封闭的，还修成千上万的关口干什么？这些长城关口是通内外、联系内外的。封闭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保证安全。长城的封闭性就如同高速公路的封闭性，是为了安全。”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护栏不是为了阻挡行驶，而是为了让车辆各行其道；长城的城墙也不是为了隔开彼此，而是为了让农牧民族能在安全的前提下交换物资、交流文化。那些在关隘验过的通关文牒，那些在互市定下的交易规则，本质上和今天高速公路的交通法规一样——用秩序守护往来，用规则保障共生。​

  原来长城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从不是分隔、封闭的智慧，而是融合、开放、有序交往的智慧。它早就告诉我们：“墙的存在，是为了让不同的文明能好好说话。”

  郑州寒冬：半个月的逐字打磨

  2025年农历正月初九，寒风中还裹着年节的余温，我跟随许绍山社长、卢欣欣总编一行前往郑州东站迎接远道而来的董先生。年近七十的董先生，刚下高铁，连喘口气的工夫都不肯歇，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直接去出版社吧，听说校样都排好了？”他搓着冻得发红的手指，笑着说：“知道你们催得紧，索性过来花半个月时间再把稿子顺一顺。”许社长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董老，会议室早已为您备好。校样也都安排好了。暖气也开了，您坐着不冷。”

  本该是团聚的日子，他放弃在家共叙天伦，冒着严寒来郑，不过是想把书稿打磨得更完善一些。这些年，他从未停下为长城奔走的脚步：牵头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在大学里开设“长城文化概论”课程，带学生重走他当年的徒步路线，主持文化和旅游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的编制。如他所说：“人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且能一直干下去，并取得些许成果，是很幸福的。”

  董先生对长城的这份执着像团火，把全社的劲儿都聚了起来。在他来郑之前，许社长就专门安排一间会议室作为临时编辑部，还召集了编辑、校对、排版、设计团队开协调会：“董老为长城跑了一辈子，咱们得让他在这儿舒心改稿。”于是第二天，临时编辑部的桌上就摆好了茶水、红笔、整整齐齐的校样和参考书。

  每天早上八点，临时编辑部的门已是虚掩着的，我探头看一看，总能看到董先生坐在桌前，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里的红笔在稿纸上移动，偶尔也会看到他对着窗外出神，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像是在跟千年前修建长城的工匠对话。

  有天我抱着校样去请教书稿的表述问题，敲了敲门，无人应门。我轻轻推开门，才发现董先生正埋头苦写，稿纸边缘已经密密麻麻爬满红色小字，有的是补充的史料出处，有的是修改的表述，连“有序交往”这个词旁边，都用括号标注着“可参考隆庆和议后关市规则”。直到我把校样轻轻放在桌角，他才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兴奋地说：“来得正好！你看这句——”他指着刚改定的句子，指尖在“封闭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保证安全”几个字上反复摩挲。

  那半个月里，这样的瞬间成了常态。他会为一个词语的精准度翻遍三本书，也会在讲起长城烽燧的作用时，突然起身比划着当年徒步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有次聊到兴起时，他给我们展示手机里存的宝贝图片，那些都是他与长城的点点滴滴。“你看这张，”他指着一张自己站在长城烽火台旁边的照片，年轻的他张开双臂迎着风，背后是连绵的城墙，“当时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想把长城的每块砖都记在心里。”​

  说到这儿，他脸上的笑意让我恍惚了，那神情竟和照片里的年轻时的他重叠了。此刻的他虽然添了白发，可谈起长城时眼里的热忱，说起徒步经历时不自觉扬起的嘴角，和四十年前站在烽火台边的那个年轻人一模一样。原来有些热爱真的能抵挡岁月，就像长城的砖石能经住风雨，他眼里的光，从来都和当年站在长城上时一样明亮。

  编辑的期待：砖石间永恒的和平密码

  编辑这本书近一年的时光，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职业历练，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从最初对长城的刻板认知，到现在对其和平内涵的深刻理解，这一认知转变的过程本身就是宝贵的收获。我逐渐明白，编辑出版工作不仅是文字的打磨，更是思想的传递。

  作为责任编辑，我最大的期待，是这本书能成为一把钥匙，让读者看到长城背后的和平智慧，让更多人打破对长城的固有认知：当孩子指着长城图片问“这是用来打仗的吗”，家长能给孩子讲讲唐朝三座受降城的互市故事；当游客站在嘉峪关前拍照时，能想起这里曾有商队带着丝绸穿过城门。

  原来长城从来不是一道拒绝的墙，而是一道等待被理解的桥。它用两千年的沉默告诉我们：最坚固的防御，是对和平的向往；最伟大的工程，是让不同的文明能并肩站在阳光下。在这个依然需要跨越分歧的时代，长城的和平智慧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最坚固的防御，永远是对共生的向往；最长久的秩序，终将建立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

  若有读者因为这本书而重新打量长城，若有人从城墙的阴影里读出阳光，那便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的意义。毕竟，砖石会老，文字会旧，但对和平的追求，永远是藏在时光里的永恒密码——而我们，不过是把这密码轻轻擦去尘埃的人。​

  作者：翟羽佳（中州古籍出版社）